巴金是中国现代

　　巴金从来就是一个被争议的人物。就像托尔斯泰的晚年被争议一样，围绕着这个名字社会上始终有各种毁誉喧嚣。随着他的百岁诞辰的到来，各种声音都会越来越嘈杂。但我以为，最真实的巴金仍然是存在于他的作品当中，这是任何时代话语的高声赞美或者低音苛求都无法真实体现出来的。巴金的人格与巴金的作品是一个完整的结合，不可能有离开了人格魅力的巴金作品，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作品的作家人格。

　　有人说，巴金的作品有太多的理想主义，在弥漫着平庸和市侩气的今天，青年人厌倦理想，畏惧深刻，陶醉于各种享乐、实惠、幼稚、浅薄的生活风尚，不愿意相信真正的爱情与正义，不敢面对生活的严酷性，似乎巴金的作品远远地离开了他们。

　　甚至有的学者也把巴金的作品与他的人格分离开来，言下之意就是巴金的作品在今天已经不再吸引人们了，唯有他的人格精神才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榜样。我想这种种言论所昭示的巴金作品应有地位的失落，即使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也同样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误读：我们长期以来对巴金的创作中真正有价值的追求并不重视，总是满足于把一些现成的辉煌的政治词汇——诸如反封建、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等等，为巴金的作品添冠加冕，就如同“文革”中用“无政府主义”“黑老K”等污水泼在他的头上一样，这些概念遮蔽了巴金作品所拥有的自由活泼、爱与友谊，以及青春洋溢的朝气，也遮蔽了巴金与青年人气息相同的伤感、痛苦、犹豫、软弱、疯狂等丰富的心灵世界。巴金作品的丰富内涵并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反而被遮蔽在一些机械的教条里。这就是我说的时代的误读。

　　巴金作品的意象单纯，语言浅白，这是他的文字的最大特色。意象单纯并不反映了作家的思想追求的单纯，语言的浅白也不能反映他的审美追求的浅白。但是这意象单纯和语言浅白既使巴金的作品普及行远，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深邃思想和丰富审美精神的有力表达。比如说名著《家》，长期以来都把它与反封建的意义联系起来，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在反封建主题的另一面，这部小说所潜藏的人性的激流因素，却被严重地忽视。当人们以为封建一说已经过时的时候，这部小说的积极意义也就被忽视了。其实从《家》里所描写的人性悲剧来理解的话，像高觉新的性格悲剧与感情纠葛，即使发生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同样能以血淋淋的感情激发起当代人直面生活的勇气。——在这次多种剧种竞相改编《家》的演出中我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回到巴金作品”也要求我们重新研究巴金，阅读巴金，阐释巴金，把巴金作品的意义引向多元的复杂的当代的理解，使巴金的作品与青年人的当代生活理解结合起来，积极发挥巴金作品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我想，这才是对巴金百岁诞辰最好的庆贺。(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　陈思和)

　　来源　2003年11月21日　新华网北京频道

郭之纯

    巴金走了。这位深深自责几十年忏悔几十年的世纪老人，终得大解脱。 

　 正如巴金的活着，已经是超出个体生命意义的符号象征，他的逝去，也同样超越一般的生死，成为一场蕴涵丰富的公共事件———从人们纷纷的缅怀语辞中不难看出，此时的巴金，如同一块无所不包、人人可挤的思想海绵，诸多人借巴金争相阐述“社会责任”、“文学良知”、“忏悔勇气”等概念；更有许多人在借着肯定巴金的机会，表达自己对“讲真话”这一文学良心的忠诚追随，对自己作着或直白或曲尽其意的肯定。 

　 巴金得到了无上的赞誉。在一个忏悔了几十年，对自己始终不愿意宽恕的老人灵前，这样众口一词，令人微微感觉到一种郁闷———这样的赞颂，难道真是巴金老人愿意听到的吗？所谓“盖棺论定”，对巴金这样的智者、勇者来说，我想，倘其在天有灵，他愿意听到的肯定是更为中肯的评价，而不是有溢美之嫌的谀词。当然，在以“逝者为大”、“为逝者讳”的社会传统中，这样的赞颂是符合常情的。但具体到巴金老人身上，却未免是对其度量和智慧的小觑。 

　 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决不是为了表演而忏悔的。对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所需要的也不仅是赞颂。忏悔不只是为了告慰自己的心灵，更希望更多人及至整个社会共同的反思———不是以中庸姿态作“适可而止”的安慰，更不需太多赞颂。对忏悔行为的过度赞颂，势必将忏悔轻佻化、戏剧化、庸俗化，冲淡忏悔中所包含的那些真诚。 

　 我们必须注意这么一种滥俗的倾向：就是将赞颂巴金，当作一种“表态”，当作一种标榜。赞颂巴金与否，不是、也不该是区分所谓“文学良心”的试纸。赞颂别人的忏悔，决不能等同于自身的忏悔。 

　 文学的良心和勇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标高。没有自嘲勇气的文学，不仅无法拯救更多的心灵，甚至有可能将一些心灵引向肤浅和堕落。李敖写道：“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的职业就是反对、反对、反对……”。真正的文学家，最应该的姿态只能是批判、揭示和自省。巴金是中国那段特殊动荡时期文人生活的典型标本之一———他不同于沈从文式的埋头故纸堆一言不发，也不同于老舍等人不堪受辱毅然自裁。他曾经真诚地写作，也曾经违心地“批斗”，最后又回归真诚的忏悔。可以说，勇敢地对巴金一生的悲喜剧进行反省，其实也是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反省。从巴金老人后半生的心路历程看，这样做非但没有丝毫对巴老的不敬，甚至还是对其的大敬。 

　 所以，巴金的解脱，不是生者的解脱———相反，面对逝去的巴金，凡以著述中人自许，自觉是以文学为使命者，都应该以巴老为鉴，对自己的作品和良心进行一番回视内省。比如，在当前这个商业文化泛滥的时代，自己是否坚守住了文学的贞操？是否如巴金一样务求“蘸着心血写作”？对世人世事，是否抱着一种大悲悯的态度观察，像巴金一样“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勇作“人类苦难的歌人”？ 

　 这样的充满理性色彩的反躬自省，才是对巴金老人最好的缅怀。

我所敬仰的巴金先生与世长辞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中，他陪伴我们的时间最为长久，这双一直默默注视着我们年轻人的眼睛在迷糊了好几年之后终于悄悄合上了。

摩罗（北京学者）

　　对于这位幸运而又艰难地穿越百年的历史老人的逝世，我们用不着悲伤，也用不着给他戴上过多过高的帽子。重要的是如何评价和继承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如何评价”关系着对一位跨世纪老人的公正，“如何继承”关系着我们自己的未来福祉。

　　巴金是一个善良、真诚、单纯、软弱的人，这样的性格特征成就了他的精神特色。深入阐释巴金的精神价值尚需拉开更大的历史距离，但是如下几个基本特征是现在就可以简单描述的。

　　第一就是羞耻感。中国古人反复感叹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有那么一丝一毫，这“一丝”就是恻隐之心，这“一毫”就是知耻。怜悯和羞耻乃是人之为人的道德起点。有的民族因为意识到族群的甚至人类的卑陋罪恶而生起羞耻之心，于是努力寻求拯救之路，有些生命个体由于认识到自己的卑微、渺小、丑陋而生起羞耻之心，于是不断寻求超越，几乎所有的精神巨人都是这样发展而来的。

　　巴金刚刚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对社会的丑陋和人类的卑俗无法接受，作为卑俗人类的一员他不可能不感到羞耻。他的政治抱负、社会理想，他对安那琪主义（通常称无政府主义）的接纳和提倡，他用文学方式对安那琪主义的展现，都是以这样的羞耻感为起点的。世人接受了他的文学作品，于他的主义和他的精神背景却比较漠视，甚至缺乏起码的理解。

　　巴金留给我们的第二种精神财富就是提倡讲真话。讲真话是那些精神巨人的基本自律，是他们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要求，从苏格拉底到托尔斯泰、从孔子到鲁迅，许多人毕生都在努力实践着这样的准则。但是，将讲真话作为一个社会主题和精神主题，不厌其烦地强调了几十年，并且用整个晚年的创作来突显这个主题的人，巴金可能是第一个。巴金对于讲真话重视到这个程度，也跟他的羞耻感有关。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他努力维护自己的良知，避免伤害他人，可是严峻的时代让他别无选择，他被迫说了不少假话，有些假话亵渎了自己，有些假话伤害了他人，他的良心和自尊因此深受伤害。提倡说真话既是对他自尊心的挽救和修复，也表明了他将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格从假话的深渊扭向真话的坦途的宏大心愿。

　　巴金的这些努力被许多学者当作他晚年的主要文学成就予以肯定，在另一种纬度上的意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呼应。刚刚驾鹤西去的百岁老人，不知是否可以瞑目。

　　巴金的第三种精神遗产当是忏悔精神。“文革”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控诉时代的罪恶，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这时候巴金站起来了，他说，在这吞噬人性的罪恶大表演中，就有我的一份罪。虽然他不过是出于软弱说了一些假话错话，他也不想放过自己。更重要的是，由于过分的善良和软弱，他曾经那么真诚地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和人之为人的尊严。在痛定思痛的时候，他被罪恶感深深笼罩。他絮絮叨叨地说：他的妻子病重的时候，他没有从监督改造的境遇中争取看护妻子的权利，让妻子在孤独中寒冷地逝去；在胡风、路翎遭到诬陷和批判的时候，他不但没有仗义执言，反而按照上级的安排著文无中生有地批评他们；他看见批判作家靳以的大字报贴满街头的时候，他知道下一个挨批的必定是自己，他的思想上没有一点抵触与反抗，反倒回家对着镜子提前练习低头认罪的姿势。在那个特殊境遇中，这些行为都太好理解了，实际上他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有理由为自己开脱，即使是今天，我们这些后人也不难为巴金的这些表现罗列辩护的理由。可是巴金不想为自己辩护，不想原谅自己。他独自踏上了道德的独木桥，颤颤巍巍地进行自我审判。这正印证了“知耻者勇”的古训。

　　巴金从青年时代到晚年，一直表示他不懂文学，不是文学家。晚年时期说得尤其频繁，如果仅仅认为这是谦虚之词，未必准确。他不希望人们从文学的角度给他定位，或许是在启示人们应该从别的方面关注他、理解他，这别的角度是什么，当然是精神角度。可是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巴金在晚年一直蒙受着强烈的失败感，是否跟后人没有读懂他有关？刚刚驾鹤西去的这位百岁老人，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瞑目。

李辉（北京学者）

      1979年4月，巴金再次走进巴黎，是在距1928年年底离开巴黎刚满五十年。

　　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

　　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最后的高峰———《随想录》

　　《随想录》中的第十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被迫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

　　———这是可以揣摩到的巴金的思考。

　　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但，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

　　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自我忏悔与说真话

　　巴金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从主张文学“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在我看来，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则，早已消灭得无影无踪，在那些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价值。但是，巴金却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

　　尽管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表述比较直白，缺乏理论色彩，但所提出来的命题分明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历史分量。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乍暖还寒时节，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而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巴金当然不是完人，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在历史转折时期曾经为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巴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从历史实际出发，来总结其思想的价值。按照现在的思想水准片面地、脱离具体环境看待二十年前的巴金，进而予以讥讽和挖苦，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者应该采取的态度。一个人的思想，很难不受到历史环境的局限。特别是思想的表述，常常会受到诸多原因的影响，很难做到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批评巴金，贬斥巴金，这当然不难，但我们每个人要真正摆脱自身环境的制约却很困难。批评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提下进行自己思想的表述。所谓“真话”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并非全部说出。

　　实际情况难道不是如此吗？

　　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超越巴金，与二十年前的巴金更没有根本差异。相反，他们站在思想的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正在做巴金努力做过的事情。

　　其实，巴金当年提出的一些命题，并没有过时。《随想录》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够在报刊上再度原样刊登，仍然会闪烁思想的光芒，仍然让有的人感到别扭，感到烫手。就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它们在今天也具有生命力。

　　思想史是一条不停流淌奔腾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断历史的天外来客。今天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载体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就忘记了思想解放时期巴金等知识分子的筚路蓝缕。难道今天的思想者们，不是历史的受益者？而且，我相信，如果再年轻几十岁，巴金也会与他们一样进行思考，在变化了世界里，继续《随想录》的写作，继续他的思考。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对此他有难言的痛苦。我们不能要求这样一位老人，为那些并非自己愿意、更非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该做的事情，是历史地看待他，历史地评价《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与那些未能挺过来走进新时期的人相比，巴金应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活到了可以重新独立思考的时候。历尽沧桑的他，终于能够思考历史和人生，能够把一段段业已遥远的流逝而去的岁月重新铺开在记忆中，用他那经历过“文革”的精神磨难而变得成熟的目光来加以审视，来无情反思，从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又矗立一座令世人瞩目的高峰———《随想录》。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随想录》，后人该会怎样评说巴金？有一点大概可以设想，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巴金，决不是现在我印象中的这一个。《家》和《寒夜》等固然重要，可以在文学史上光彩夺目，但是，若没有《随想录》，那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残缺的“巴金”！以我的理解，只是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格才最后以这种方式得以定型，并且与他早年希望成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实现的努力，无意有意之间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接。他影响读者影响社会的，不再仅仅限于文学人物或委婉动人的故事或者强烈的感情共鸣，《随想录》的存在，以它的思想性社会性历史性而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

　　他走得很累，却很执著。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称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最后的愿望：建立文革博物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就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有关编写者。带来了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草婴担任大型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又走来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的方女士。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

　　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与方女士的见面，可能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的生命又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又一次病危，被插气管抢救。经抢救，他又一次活了过来，但说话已无可能。

　　巴金不愿意这样经受痛苦的折磨。他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抢救，他一度拒绝为他做喉管手术，甚至请求让他安乐死。

　　生命在无奈中、痛苦中延续。

　　每当注目躺在病床上忍受病魔折磨的巴金，我心里真的有一种悲凉。

　　无法避免的现实。三十年代时，巴金就反复地说自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七十年后，巴金还在重复着自己的过去。只不过如今他面对的是另外一张网，经受的是另一方式的束缚而已。

　　让我们以冷静的心态、思索的目光，凝望一百年行程中用坚毅的步履艰难行走的巴金吧！

　　他所经历的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间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没有引吭高歌，也非恢弘壮观，但它执著，它坚韧，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

　　我很难用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如激流；有时又如阴云，如浓雾，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了一百年。

　　他为百年中国创造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巴金晚年的心愿。这也是他的自信。

　　一个伟大作家的生命，永远存在于作品之中，他永远与读者同在。 他履行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林贤治（广东学者）

我对巴金是怀有敬意的。他是一个富有良知，富有道德感、责任感，富有人类美好感情的作家，具有老一辈作家的那种修养和良知，而我觉得现在的作家不大讲究这些。这种修养，我指的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而且包括道德、思想在内。巴金青年时候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人类的、民族的自由解放的理想，他不像一般的作家，只是考虑所谓的文学，他的写作是超越文学的。因为他关注的是整个民族的改造，是人类的命运，所以他不在乎文体，并不讲究具体的修辞，他的风格也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坦白、率真的人生态度的自然体现。巴金年轻的时候能写出那样优秀的作品，正是在于他思想的开阔、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幸福的追求。

　　毋庸讳言，在他善良、真诚的性格中也有相对怯弱的成分。他年青的时候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对真理的追求，我觉得到后来他慢慢地丧失了，他变得不那么勇敢了。中年以后，他被纳入体制之内，于是表现出来的那种保存自己的方面不免考虑得更多一些，所以才会有后来他的《随想录》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忏悔。他的反思我觉得是真诚的，勇敢的，然而是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我不同意人们给予《随想录》这么高的评价。

　　《随想录》表现了一个老作家的良知，但是他在理性认识上，我觉得没有达到他理应达到的深刻。在反思“十年浩劫”的时候，他没有触到造成整个民族性灾难的根本性原因，并予以深入发掘。在他的文字中，夹带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缺乏自己的独立话语。我们理应向他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

　　当然，巴金的反思比较早———比较早地反思了自己和民族的灾难，而且即使是这种不够彻底的反思，当时也有一些文字不能发表，而且在当时，被称为“左”的思想路线仍然有很大市场，甚至控制着局面的情况下，我们不可以对一个作家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但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一点。因为，这正是巴金留下的空白，亟待我们继续作出修正和填补的地方。在《随想录》中，巴金勇于自我解剖，的确是他比其他作家可贵的地方。我们的作家总是强调批判社会、批判别人，唯独不批判自己。巴金可贵的地方就是能从理性和情感的方面，对自己做出反省，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他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和《随想录》在同一方向上的努力，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作家良知的表现，也是历史理性的表现。他执着于民族的苦难的记忆，这点非常难得。对于这段中华民族的黑暗历史，现在的作家没有几个像巴金这样刻骨铭心。他提出建“文革”博物馆，正是要记住我们民族的苦难记忆，他要以自己的写作为我们的苦难作证———因为记住是不断深入反思的基础。

　　但是巴金没有后续的行动，所谓没有后续的行动就是该沉默的时候他没能保持沉默。而且，他的反思在《随想录》那里停顿下来了，此后的写作没有进一步深入和发挥，没有提供新的思想要素。巴金后来是一种仪式化的存在，我觉得是很遗憾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觉得巴金作为整个中国作家的代表，中国作协的主席，这个象征性身份一直保持到现在，他没有做出更多的他应该做的事情。自然，他身不由己。

　　回顾巴金一生，总体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存在，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年轻的思想战士，真理的追求者，为人类幸福而写作者，成为一个纯作家、一个一度跟风的作家、一个理应保持沉默未能保持沉默的作家，或者说成为一个无法保持沉默的人，这一点我深表遗憾。我认为对巴老的最好纪念应该是挖掘他个人身上的悲剧性———他的《随想录》也清楚地记录了这个悲剧。因此对他的纪念应该回到青年时代的巴金。其实，巴金在“文革”结束后每前进一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是向青年时代返回一步。“文革”结束之后，他努力一步步地找回自己。

　　巴金作为一个善良的、真诚的、富有良知的作家，也是反映我们道德存在的一面镜子。作家应该讲道德，而现在有把道德放逐的倾向。所谓道德，就是追求社会的自由、民主、公正、公平，追求人类的幸福；道德意涵了善良、真诚、热情、同情心、社会责任感。这是作为作家的起码的道德，也是最高的道德。巴金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家，他永远把道德良知置于文学之上。纪念巴金，最急迫也是最切近的一点，就是努力恢复我们的文学的良知，民族的良知。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4日19:20 新华网

贾庆林到上海龙华殡仪馆送别巴金。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新华网上海10月24日电　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遗体，24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火化。 　　巴金因病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务委员陈至立，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24日专程前往上海龙华殡仪馆为巴金送别，并慰问其亲属。

　　24日下午的龙华殡仪馆庄严肃穆，巴金生前最喜欢听的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在大厅哀婉地回响着。正厅上方悬挂着巴金遗像，巴金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

　　下午约2时，贾庆林、陈良宇、陈至立、刘延东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巴金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巴金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贾庆林转达了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巴金亲属的深切慰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等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巴金生前友好和家乡的代表也前往送别。

　　巴金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 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巴金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的还有：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吴仪、张立昌、张德江、周永康、俞正声、贺国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王刚、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荣毅仁、薄一波、徐才厚、何勇、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傅铁山、唐家璇、华建敏、肖扬、贾春旺、王忠禹、廖晖、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李贵鲜、张思卿、丁光训、霍英东、马万祺、白立忱、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郝建秀、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徐匡迪、李兆焯、黄孟复、王选、张怀西、李蒙、董建华、张梅颖、张榕明和李德生、肖克、张劲夫、黄华、彭冲、廖汉生、王芳、谷牧、吕正操、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丁关根、田纪云、迟浩田、张万年、姜春云、钱其琛、王汉斌、张震、倪志福、陈慕华、孙起孟、雷洁琼、李锡铭、王丙乾、邹家华、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珮云、周光召、曹志、韩杼滨、吴学谦、洪学智、钱学森、董寅初、叶选平、杨汝岱、钱伟长、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孚凌、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经叔平、王文元、邓力群、张廷发、韩光等。